抗战风起云涌，胜利红旗飘扬。从1931年“9•18”事变日军霸占中国东北开始，到1945年“8•15”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投降，中国人民苦苦坚持了“十四年抗战”。作为中国两大政治力量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抗日，最终赢得了近代以来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当中日双方在战场上展开殊死搏斗之际，与武力战同时进行着的中日金融战，也是刀光剑影、惊心动魄。在金融领域之战中，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发行了自己的货币，金融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抗战金融对挫败日军“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为抗战军民生产生活服务，支援抗日战争取得历史性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银行从江西瑞金走来

　　“边区银行被日本鬼子炸了！”1938年底，日本飞机一连三次轰炸延安市区，坐落在延安城内凤凰山麓的陕甘宁边区银行被炸毁，损失严重，业务受到影响。当时，延安城被炸成一片瓦砾，商业人员被炸死炸伤三四十人，物资损失达四分之一以上。

　　自行设计，建造大楼。1941年11月7日，新的银行办公大楼在离延安城区蜿蜒数里的山沟间建成。举行落成典礼时，特从外地请来秦腔剧团，唱戏三天，盛况空前，军民备受鼓舞。这是边区第一幢最宏伟的大楼，中央领导多次光临，并在此对抗战金融问题作出重要指示。这座大楼在边区经济极端困难时期建成，表明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对金融工作的高度重视。延安商界还送来大红缎面贺幛，上书“富国根基”四个大字，道出了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

整编后的八路军开赴抗日战场

　　说起陕甘宁边区银行，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的1931年11月27日，这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叶坪成立，并选派毛泽民为行长。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将随军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的10月1日，西北分行又奉命改组为陕甘宁边区银行。

　　陕甘宁边区银行颇有特色。它是政府的银行，发行的银行，具有中央银行的许多特征；同时，它又兼理一般商业银行的存款、放款、汇款业务，并实行企业化管理。它的基金开业时为10万元，后来边区政府拨给120万元充实银行资本，加上银行自身积累和政府投资，边区银行的资本金总计达到了400万元。由于陕甘宁边区银行是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银行，享有许多特权，例如发行货币的特权、代理政府金库的特权、经理公债的特权、领导和管理合作金融及货币交换所的特权等。因此，它也就成为抗日根据地所有银行的先导和模范。

　　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银行机构日益增多。1938年3月，晋察冀边区银行在山西省五台县石咀镇宣告成立；1938年11月，山东抗日根据地北海银行在胶东西北部掖县城内正式开业；1939年10月，晋冀鲁豫边区的冀南银行在山西黎城县成立；1940年5月，晋绥边区以兴县农民银行为基础，建立了西北农民银行。

　　逐渐连成一片的华中抗日根据地，银行更是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陆续成立了10家，这就是：江淮银行、盐阜银行、淮海地方银行、淮北地方银号、大江银行、淮南银行、惠农银行、江南银行、浙东银行和豫鄂边区建设银行。

　　货币发行充满着斗争

　　抗战金融的货币发行与货币斗争是交织进行的，建立银行货币流通市场的过程，也是开展货币斗争的过程。中国军民在中日双方全方位的金融战中，与侵华日军斗智斗勇，以货币为武器展开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

　　“乒乒乓，哗啦啦，咱们工人在印刷，白天不休息，夜间还印刷……”，这是从陕甘宁边区银行印钞厂飞出的歌声。“乒乒乓，哗啦啦”这六个字，用声响反映了印钞工人印制一张钞票的全过程。这个印钞厂1940年10月建成，坐落在延安新市场沟半山腰的土窑洞里，对外称“光华印刷厂”，全厂由30多人组成。这首《陕甘宁边区光华印刷厂厂歌》，生动地展示了抗战时期印钞员工日夜奋战的情景。

　　1941年，印钞厂雕刻师商伯衡被评为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毛泽东主席会见他时，伸出大姆指连声称：“英雄，英雄！你们是了不起的英雄。”当时印制货币的条件十分简陋，没有机器手工印，没有纸张用布代，没有油墨自己造，没有技术刻苦钻，印钞员工硬是用勤劳加智慧印制出一张张钞票，为抗战货币发行提供了较好的物资准备。

　　抗日根据地银行发行的货币，是一种信用货币性质的纸币。在战争环境里，各根据地处于敌占区、国统区夹缝之中，在犬牙交错的情况下进行着金融交往，货币交换的复杂性可想而知。当时货币发行的政策是，保持货币的相对稳定，以利于稳定物价。而根据地货币、物价的稳定，主要决定于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胜利。

　　由于抗日根据地货币是相对独立的，各自情况有所不同，各根据地在组织货币发行和流通中，既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又相应制定了适合当地情况的货币制度和货币政策。以陕甘宁边区的货币为例，陕甘宁边区银行根据局势的变化，先后发行了3种纸币，即光华商店代价券、陕甘宁边区银行币、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

　　抗日根据地对敌伪的货币斗争尤为激烈。“卢沟桥事变”前后，日本在中国设立大型伪银行，发行“联银券”、“中储券”伪纸币，抢占货币市场阵地。日军为破坏抗日根据地金融，大批伪造红色区域的纸币，在天津、石家庄、太原、徐州、开封、济南、邯郸等地建立了12处印制机关，印制的假货币高达二三十种。他们肆意在边区周围遍设推行假钞票的联络点，再利用汉奸伪装成商人或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人员，向根据地收购山货、药材、土布等抛出使用。还派出伪装人员，在集贸市场以查禁假钞为名，专门没收真币，使根据地蒙受了许多经济损失。

　　“开展反假币斗争！”各抗日根据地都为净化货币流通而奋战。抗战军民采取举办晚会、演讲、组织宣传队、张贴宣传标语等方式，进行反假币宣传；在边沿地带、游击区进行严密地检查和缉拿，堵塞假币向根据地流入的通道；组织人员在粮市、布市、汇票市等假币集中的地方进行巡回查缉，每发现一种新假币，便及时曝光，跟踪收缴，就地消灭。

　　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辟的抗日根据地，是反对日伪金融渗透的主力军。根据地军民在同日伪的金融之战中，采取了多种斗争方式。首先，发行自己的货币，消灭土杂币，严禁日伪币在根据地流通；其次，运用灵活多变的策略，使法币沉淀于民间而不被日伪套用；再次，配合物资、贸易斗争，占领货币市场，严格限制伪币输入和物资输出。这样维护了金融秩序，从而使根据地货币战如同敌后军事一样，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图为侵华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右）在南京向中方代表何应钦呈递投降书。

　　信贷活动促经济发展

　　办理信贷业务，支持经济发展，是抗战期间各边区银行的重要职责。边区农业占抗日根据地经济总产值的绝大部分，边区人口90%以上从事农业生产，边区军民的吃、穿、用和军政费用主要靠农业。因此，边区银行生产贷款中农业放款占第一位。

　　说到农业放款，不能不提起令人心潮澎湃的《农村贷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这首用红军歌曲谱写的农贷歌，是陕甘宁边区银行业务处处长辛波和农贷员牛旺林创作的。歌中如“农村贷款大家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得注意”、“第一大家到处要宣传，银行贷款为发展生产”、“第三放款要适合农时，过迟过早一律都不好”、“这样贷款群众最欢迎，发展生产都过好光景”等词句，高度概括了抗战以来边区农贷工作的宝贵经验，也体现了边区农贷工作者敬业放贷的高尚品德，为边区农贷工作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

　　地处后方环境相对稳定的陕甘宁边区银行，随着边币发行和吸收存款的增加，放款不断扩大，有力地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到1945年底，农村耕地面积由1937年的843万亩，扩大到1520万亩；年产粮食由1941年的163万石，增加到1944年的200万石。边区的工业也从无到有，已能炼钢、炼油、修造机器、配制军需品；轻纺棉布年产15万匹以上，并创办了纸币、火柴厂。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边区在最严重的困难时期，全面展开了大生产运动。此时，抗日根据地的信贷业务主要是，支持根据地大生产运动，发展根据地经济，促进根据地兵强马壮、战胜困难。尤其是农业贷款数量逐年增加，1942—1945年，陕甘宁边区农贷由500万元边币增长为34589万元，增长68倍。其他边区和抗日根据地农业贷款也有大量的增长，在帮助农民解决生产资料缺乏、扶持贫困农民发展副业、组织灾区生产度荒以及打击高利贷等诸多方面，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1942年12月，西北高级干部会议召开。毛泽东主席在报告中，对农贷工作提出了7项原则：(1)农贷要放给有劳力无耕牛或农具的新老移民、难民和贫农；(2)举办实物贷款，做到钱物结合；(3)贷款要有计划地放在荒地多、需款迫切，又能获利的县区；(4)改善放款组织；(5)简化贷款手续；(6)棉、麦青苗贷款要专款贷放；(7)贷款要不误农时。

　　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根据毛主席的讲话精神，发表了《迅速发放农贷》的社论，要求各级党政机关重视这项工作，使农贷发挥更大作用。落实中央关于农贷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促进了抗日根据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

　　牢记那些时刻

　　九一八事变

　　（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1931年9月18日夜，驻扎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七七事变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辞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始。

　　日本投降

　　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所规定的各项条件，无条件投降。9月2日，参加对日作战的同盟国代表接受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军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代表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中、美、英、苏等9国代表相继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落下帷幕。

　　抗战胜利

　　1995年9月3日，日本于南京向中华民国政府递交投降书。1945年9月3日，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扬眉吐气的一天，也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