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一起拿起手中的笔,沿着抗日根据地银行的足迹,绘出一幅战时银行发展的画卷。一部反法西斯战争的金融史,就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促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实现了全民族联合抗日的局面。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敌后,开辟和扩大了抗日战争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大都建立了银行,发行了货币,开展了对敌斗争。那么,这些根据地的银行究竟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本刊记者专门采访了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宣传部的马林。他在钱币博物馆任副馆长时,便从党史的角度对抗日战争时期的金融史做过深入研究,也曾深入实地考察,在根据地金融方面有着许多重大发现和突破,如今他是人民银行金融史写作组牵头人。
“不管是打游击,还是打蘑菇战,军队靠什么?得有自己的银行。我们能取得战争的胜利靠‘三子’——枪杆子、钱袋子、笔杆子。银行就是我们的钱袋子。”
沿着时间和地域编成的经纬,马林的讲述把记者带回抗战年代。
陕甘宁边区银行
在革命中心担当重任的陕甘宁边区银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金融工作,在抗日当中对根据地的经济、民生、军费的供给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马林说。
先来看下陕甘宁边区银行。陕甘宁是中共中央历时13年的所在地,是中国革命的中心。服务于战争需要的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边区货币,开展各项业务,为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陕甘宁边区银行是在1937年9月,陕甘宁根据地工农政府正式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之后,也就是同年10月成立的,是由当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组建立,曹菊如任第一任行长,总行设在延安,并先后在绥德、三边、陇东、关中设有四个分行。
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基金开业时为10万元,主要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结存的现金和储备的金银首饰等。1941年春,陕甘宁边区政府拨给资金120万元充实银行资本。到当年夏天,连同陕甘宁边区银行的自身积累加上政府的投资,陕甘宁边区银行的资本金总计达到400万元。
陕甘宁边区银行业务工作的重点随着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侧重。陕甘宁边区银行在三个不同时期就有不同的任务。
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初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的基本方针是“休养民力,争取外援”,这也是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基本方针,是银行工作的出发点。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银行主要是吸收存款,配合中央转拨来的部分八路军军饷经营光华商店,以期达到积累资金的目的。发放贷款、代理金库、汇兑等业务也逐步开展。
1940年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为了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在党中央“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下,陕甘宁边区银行任务调整为:发行货币,调剂金融,支持财政,投资生产,扶助贸易,稳定物价,代理金库,经理公债,支援战争。
中国共产党当时执行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初期没有发行货币,边区市场上流通的主要是国民党发行的法币。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拨付八路军的军饷多为大面额的法币,市场上缺少与之相辅的小额货币,货币流通不畅。“小面额的严重紧缺,国民党就是拖着不给,或许是因为制作成本比较高。”马林介绍,在这种情况下,陕甘宁边区银行于1938年6月以所属光华商店名义发行光华商店代价券,面额为2分、5分、1角、2角、5角,到1941年发行的最大面额为7角5分。光华商店也就成为这一时期一个引人瞩目的名字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加强对边区的包围封锁,边区财政遇到严重困难。同年1月30日,边区政府发布禁止法币在边区使用的命令,2月18日授权边区银行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券(简称边币),并集中边区的法币向国民党统治区购进物资,严惩破坏金融的活动,扩大边币流通。1944年7月1日,中共西北财经办事处决定发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并规定以商业流通券每元相当边币20元的比价陆续收回边币,商业流通券实际上仍由边区银行发行。
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
北海银行淄博市许家庄清河分行印钞厂旧址
雨后春笋般的抗日根据地银行
随着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建立和延伸,根据地的银行业陆续建立。如晋察冀边区银行,于1938年3月在山西省五台县石咀镇宣告成立。首批发行了由自己设计、印制的壹圆券和五圆券,以后又陆续发行了其他面额和版别的钞票。
晋察冀边区银行的主要任务是,发行货币,代理金库,承募公债,打击伪钞,收兑银洋,以开拓边币市场,稳定金融物价,发展边区的农工商合作事业。
晋察冀边区银行除总行外还设有分行和基层机构。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设有冀西的阜平分行、冀中的河间分行和热河的承德分行,以及下属6个支行、15个办事处、50个营业所、36个兑换所、33个派出所和1个代办所。
冀南银行则是抗日战争初期冀南行署创办的抗日根据地银行,于1939年10月成立,发行冀南银行币。冀南银行总行内部设营业、总务、发行三个部门。其主要任务是:管理边区货币金融,排挤和肃清敌伪货币,调剂农村经济,扶植生产,发展贸易,繁荣市场。1941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冀南银行成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银行,并在晋冀鲁豫边区各地设有分支机构。
冀南银行币的流通范围是逐步扩大的。最初,只在冀南、太行两个区内流通,为这两个区内的法定货币。1940年8月,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成立,并颁发布告,明确规定冀南银行币为三个区的统一本位币。于是冀南银行币流通范围扩充到太岳区。1941年9月冀南银行币流通区域扩大到包括鲁西专区在内的整个晋冀鲁豫边区,成为全晋冀鲁豫边区的法定本位币。
西北农民银行的前身——兴县农民银行于1937年11月成立,刘少白任经理,设立的初衷就在于满足兴县抗日政权军政费用支出的需要,印发货币。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末,兴县农民银行印制发行了三批钞票,面额有壹角、贰角、壹圆等,共计15万元,对支援军需、稳定抗日根据地人民的经济生活起了重要作用。1940年5月,以兴县农民银行为基础,建立了西北农民银行,印制发行西北农民银行钞票。
1938年春,胶东的抗日武装起义成功,起义部队分别占领了掖县、黄县和蓬莱县,建立了三县的县政府,并成立了北海专员公署。由于当时市场货币流通较为混乱,在胶东的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由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的主要领导人郑跃南、张加路等发起和倡导,经多方协商,决定由军民集股25万元组建北海银行。1938年11月1日,北海银行在掖县城内正式开业,张玉田担任行长。北海银行自己发行钞票,称为北海银行币。1939年春,战争形势恶化,北海银行撤离县城转移至农村,不久停业。1939年8月,在莱阳、招远两县交界的张格庄,北海银行重新建立,陈其文任行长。随着抗日根据地的扩大,北海银行也得到发展,在胶东各区县设立了支行和办事处,最后,北海银行发展成为整个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银行。
1942年,新四军先后创建了淮北、淮南、皖中、皖南、苏北、苏中、盐阜,苏南、浙东和豫鄂边等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华中抗日的格局。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新四军收复了大片被日军占领的土地,各个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扩大,有些抗日根据地逐渐连成一片。在这些抗日根据地陆续成立了江淮银行、盐阜银行、淮海地方银行,淮北地方银号、大江银行、淮南银行等。
北海银行文件
北海银行职工合影
战争环境下银行的特殊任务与架构
“这些银行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政府领导并出资设立的,是各根据地政府组织机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政府的金融机关,也是根据地全体人民的银行。”马林表示。根据地银行除经营存款,发放农贷,投资工商业,办理汇款外,还接受政府委托,发行本币,代理财政金库,经理公债,买卖金银,开展对敌货币斗争。
总而言之,抗日根据地银行的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政治经济政策,发行货币,开展货币斗争,保护人民财富,稳定物价,支持财政,发展生产,从而巩固抗日根据地,支援抗日战争。
“在工作里挽救边区的贫困,用脑和手制造民生的繁荣,伸出金融的力量打击敌人,替边区装上一付铁的神经,像个战士工作,俭朴而认真像个统帅。在经济战线上挺进,边区银行工作者来自大众,为大众我们不怕任何牺牲。”这首《晋察冀边区银行行歌》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根据地银行的任务。类似这样的歌曲马林会唱很多,斗争中的这些创作也从一个侧面彰显了当时抗战金融工作者的精神面貌。
“与这些根据地银行所处地位和担负任务相似的是,这些银行的组织架构也受当时战争环境影响,具有明显的战争痕迹。”马林告诉记者,抗日根据地的银行一般是先建立总行,以便开展工作,然后逐步建立分支机构。如晋察冀边区银行在边区政府所在地设总行,在冀晋、冀察、冀东、冀中行署所在地设分行,在县政府所在地设支行或办事处,县以下根据需要设立营业所或兑换所。由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处在被分割包围的战争环境中,总行由边区政府领导,分支机构既由总行也由所在地的行署和县政府领导。
1941年,各抗日根据地为了克服财政困难,生息民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实行“精兵简政”,切实整顿各级组织,抗日根据地银行的组织领导也进行了调整。陕甘宁边区银行改由财政厅领导,晋绥根据地的银行也与贸易局合并,改由财政厅领导,山东、太行、冀南、冀鲁豫等地的银行与工商局合署办公。马林认为,这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组织形式是完全必要的,使银行工作与抗日根据地政府中心工作、货币信贷与行政管理、金融与贸易进一步密切结合起来,更加适合战争的情况,发挥了银行应有的作用。但是,这种组织形式下,即使在当时,银行与地方政府在资金使用、货币斗争等问题上有时也存在一些矛盾。
另外,苏北抗日根据地银行机构设置一开始就和行政公署财经处在一起。如1942年4月10日成立的盐阜银行附属财经处内,除东坎设有办事处外,其他各县并无银行专门机构。金库主任由财经局局长兼任,发放农贷、收兑金银和伪“中储券”等业务由财税机关代办。又如,淮海银行的机构设置是在政府财经处(局)内设银行科(课),对外则以淮海银行及其支行或办事处名义开展活动,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当然,这种更为特殊的组织形式,是在已经实行精兵简政、环境极为艰苦,而银行业务又不易开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明显的战争痕迹。
抗日根据地的银行内部一般均不设董事会与监事会,重要事项的决定,一种由根据地政府决定,另一种是由根据地政府指派若干人组成的银行委员会决定。例如,陕甘宁边区银行委员会就是该行最高权力机关, 1943年以后,由西北财经办事处兼任。有关业务方针的拟订与监督,货币发行数量的确定与检查,资金的增减,分支行的废立,大额放款和投资,利率的规定,收益的分配等,均由西北财经办事处决定。边区银行设行长、副行长各一人,领导若干,处、科分别负责货币管理、发行、贷款、金库和营业、会计、出纳以及人事总务等工作。
抗日根据地银行在加强组织建设的同时,还加强了制度建设。陕甘宁边区银行从1942年开始先后制定了农业贷款章程,定期、活期存款章程,信用、抵押放款章程和货币交换所章程共10多种。会计出纳制度也进一步健全。江淮银行成立初期没有一套完整的会计制度,其会计制度是在借鉴旧银行的会计制度基础上,在实践中逐步完善的。
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中展示的旧时支票
以支持抗战和生产为目的的信贷活动
抗日战争期间,各根据地银行建立初期,首要任务是发行货币,开展对敌货币斗争。其次是根据需要和可能,陆续办理信贷业务。一般是先办理机关性往来存款和农业贷款,后办理其他贷款和存款。如晋察冀边区银行,1938—1940年主要是发行边币,肃清伪券杂钞,停止法币流通,确立边币市场,代理金库,垫付财政款;1941年,开始办理水利贷款和农工商业贷款以及合作、救灾贷款,发挥银行调剂金融,支持生产的作用。
地处后方、环境相对稳定的陕甘宁边区银行,从1937年到1940年, 其主要业务是吸收机关的部分存款,经营光华商店,积累和壮大资金力量,后来建公营工厂后,陕甘宁边区银行直接投资各公营工厂,并随时给予资金周转。
“皖南事变”后,根据地遭受经济封锁,财政困难,陕甘宁边区银行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边区经济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方针,放款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放款主要是对财政、机关单位放款,生产建设放款和商业物资放款三大类。1941-1943年,财政性放款占第一位,主要是弥补财政赤字,解决经费问题;生产建设放款占第二位,主要是配合大生产运动,奠定根据地生产建设的基础。1943年以后,生产建设放款居第一位,说明边区财政好转,经济已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在扩大贷款的同时,陕甘宁边区银行还积极吸收存款,开办了储蓄存款。
马林告诉记者,据现有资料分析,当时陕甘宁边区银行信贷业务有三个明显特点:一是存款占放款比例小,1941年末的比例4%,1942年末的比例是10% (如按平均余额计算也只有4%)。二是存款依靠放款(放款未用之前的暂存款),放款依靠发行。三是放款中大部分是对公营企业和财政部门,具有向企业投资和为财政弥补赤字的性质。因此这种放款收回少,和拨款差不多。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条件下,银行资金来源与资金需要的矛盾,另一方面也说明银行运用放款和发行这种手段,支持生产,支持抗战,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是完全有必要的。
以扶持生产为目的的低利政策
根据地银行在贷款中以生产贷款为重点,把支援农业放在首位。据不完全统计,1939—1945年,冀南银行放款总额中农业放款占38.09%。 北海银行放款总额中农业放款占62. 5%,晋察冀边区银行放款总额中农业放款占34.9%。这对发展边区的农业生产、活跃市场、稳定物价、 保障军民需要和支持抗日战争,都起了积极作用。
根据地银行生产贷款中农业放款占第一位,是由根据地的经济条件决定的。因为农业占抗日根据地经济总产值的绝大部分,90%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当时根据地军民的吃、穿、用和军政费用主要靠农业。因此,发展农业生产是边区党政军民的首要任务。
根据地银行的利率政策一贯采取低利,不以盈利而以扶持生产为目的。晋察冀边区银行规定,农业贷款最低为四厘,工业为五厘,商业为六厘。1942年,陕甘宁边区银行放款利率为一分二厘,最高为一分五厘。在战时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低利政策是政府对得到贷款的贫农一种贴补,用于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因此,低利政策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经济政策,也具有中国共产党的阶级路线的内容。
可以说,抗战时期各根据地银行成立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支持生产和抗战,随着抗日战争形势和根据地环境的变化,在不同时期,根据地的中心任务有所不同,而根据地银行的任务也会随时调整,无论是银行的任务与架构,还是银行的信贷活动和利率政策,都带有明显的战争烙印。“毛泽东主席曾预测解放战争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后来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彻底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这和财经的支持有深切的关系。在抗日战争中,这些银行发挥了可歌可泣的历史作用。”马林如是评价抗日战争时期的这段金融史。
难忘抗战热土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也叫晋察冀边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在华北同蒲路以东,津浦路以西,正太、石德路以北,张家口、承德以南广大地区创建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由于处于敌占领区心脏地带,共作战32000多次,歼日伪军35万余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誉之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又称晋冀鲁豫边区。1937年10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创立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38年5月,一二九师主力建立冀南抗日根据地、1939年2月,八路军一一五师建立冀鲁豫、鲁西、湖(微山湖)西三个抗日根据地,后来连成一片,成立晋冀鲁豫边区。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所建立的一块最大的根据地,是华北抗日游击战的心脏和指挥中枢,是华北抗战的主要战场之一,它为坚持和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历史贡献。
抗战正面战场
抗战分为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敌后抗日武装主要在敌后战场作战;国民党部队则支撑着正面战场。两个战场彼此需要,相互配合,协同作战,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正面战场大型会战有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22次,此外,还有远征军两次赴缅甸作战;重要战斗1100余次,小规模战斗近5万次。正面战场的作战,重创了日本侵略者的狂妄气焰,粉碎了其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由于中国坚持抗战,使日本逐渐陷入了“中国泥潭”而不能自拔的。